孙中山的世界眼光超越前人与同辈之处，首先是他放眼全球的广阔视野和关注全局的国际战略眼光。
古代中国人由于时代与知识的局限，往往误以为“中国即天下”，缺乏世界眼光。进入近代时期，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大变局。最初，受到鸦片战争的刺激，林则徐、魏源等爱国开明士大夫开始“睁眼看世界”，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接着，容闳、郭嵩焘等一批留学生、外交官开始“走出国门看世界”。然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鼓吹“中体西用”，求强求富。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精英主张改革政冶，“变法图强”。而革命派的志士们则立志推翻清王朝，革命救国。此时，孙中山站在时代的最前列，第一个发出了“振兴中华”以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最强音。他放眼全球，以世界形势和世界潮流为考察中国命运和道路的出发点，通过“内审中国之形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和建国方略的建设蓝图，表现出高瞻远瞩的世界眼光。
孙中山早在1879年13岁时就随母亲远赴夏威夷探亲，开始走向世界。“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此后，他“远观历代，横览九洲”，“感慨风云，悲愤时局”。认识到必须把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变化紧紧相连，“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至数十年、数百年之后，及于全世界各国方可。”
他一生在海外生活达20多年，到过亚洲、欧洲、美洲的许多国家，居住时间较长的如美国、英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其间他留心观察各国“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深入研究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以及国际关系、人类前途等全局性问题。在他的著述、讲演、谈话、信函中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至少有70多个，其放眼世界视野之宽阔，为前人与同辈所远远不及。
更重要的是孙中山能综观世界全局、关注全球发展趋势，探索对外方略。以往大家不太注意的是他除了在各种讲演中经常分析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外，在1921年还曾计划撰写《外交政策》一书，并已列出全书目录。包括分别对日本、美国、英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深入系统的剖析研究，进而探讨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失败的原因，阐述外交政策与三民主义等的关系及展望未来的外交政策。他归纳该书的宗旨即“一言以蔽之，求恢复我国家以前之一切丧失土地和主权，和恢复人民自由平等而已。”虽然此书因准备出师北伐而未写成。但是孙中山通过长期曲折的革命实践，总结过去各种对外交往中的失败挫折和经验教训，逐渐加深了对帝国主义和世界格局的认识，终于形成了自己最后的国际战略，那就是他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宣布的，“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圧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圧迫的人民都来解放。”也就是他在临终《国事遗嘱》中所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即为了争取中国的独立主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的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主义的霸权。
孙中山世界眼光最精髓之处，是他努力地去观察、认识进而把握、顺应世界的潮流。他在各种演讲、著述、谈话、题词中常常强调要“应世界之潮流”“适乎世界之潮流”。尤其是1916年9月他在浙江海宁观看钱塘江大潮后，挥笔题词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生动形象地阐明了世界潮流就像那滔滔浪潮，势不可挡。
那么，作为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孙中山，究竟认为当时到底有哪几种世界潮流是必须顺应的呢?他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种潮流，而且对它们的认识是与时俱进，逐步加深的。
其一是民主革命的世界潮流。
孙中山指出：“吾人试观近几百年来，世界各国之发达，咸食赐于革命风潮，先由欧洲，而美洲，而亚洲，革命风潮所向无敌。”他在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发动辛亥革命的时候，大力鼓吹反对封建专制，推翻君主独裁，进行暴力革命，实现民主共和，以顺应民主革命的世界潮流。强调“可观各国历史及现今形势，须知革命为世界潮流，亦即为顺天应人事业”。他曾说，“予之于革命建设也，本世界进化之潮流，循各国已行之先例，鉴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筹之有素，而后订为革命方略”。
因此，孙中山借鉴法国、美国、俄国、土耳其等世界各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创建了自己的三民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方略，发动了辛亥革命。他承认“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也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但是他又指出了欧美平等自由学说的缺点和流弊，而主张民权主义，认为“我们革命不能够单说是争平等，要主张争民权”。
孙中山在作民权主义演讲时，指出“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他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分为依次递进的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民权时代。他认为“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只要“我们顺着潮流做去，纵然一时失败，将来一定成功，并且可以永远的成功。”谁要“反抗世界的潮流，倒行逆施，无论力量是怎么样大，纵然一时侥幸成功，将来一定是失败，并且永远不能再图恢复”。正是孙中山对世界潮流的这种认识和对革命的信念，使他尽管发动多次武装起义遭到失败，而仍然始终不动摇，不灰心，百折不回，坚持斗争，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创立中华民国。
其二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世界潮流。
孙中山早年就曾受到夏威夷人民反抗美国吞并的斗争和菲律宾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的启发和鼓舞。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他更看到世界上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尤其是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开始觉醒。除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外，亚洲其他国家如朝鲜、越南、菲律宾、印度、伊朗、阿富汗等国都发生了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孙中山认为中国的民族革命与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应该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持的。“亚洲民族亦感此世界潮流，将必起而抵抗欧洲强权也”。因此，他很早就开始与亚洲各国革命志士联系交流，尤其在辛亥革命后，更积极支持和援助朝鲜、越南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其三是社会主义的世界潮流。
孙中山很早就关注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他在欧美目睹工业发达后，社会贫富不均造成社会矛盾尖锐。“于是乎社会主义潮流，得应时顺势，而趋向于我人之脑海。”“其影响于人类世界者，既重且大。”因此，他深入考察研究欧美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学说及社会革命、社会党等问题，赞扬马克思的学说，甚至曾要求加入第二国际。孙中山结合中国国情，把社会主义理论融入其民生主义思想之中。甚至宣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还鼓吹“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特别是到其晚年，更是赞扬苏联的社会主义成就，提倡三大政策。因此，尽管孙中山的思想总体上仍属于民主主义思潮范畴，对社会主义的认同还带有主观空想色彩。但是他已经对民主主义有所突破和超越，反映了他能够与时俱进，站在世界潮流前列的远见卓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