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的太宰去请问孔夫子，从三皇到五帝，他们是不是圣人?孔夫子说他们都不算圣人。太宰说，夫子，在你的心目中，谁是圣人啊?孔夫子说，西方有大圣人出世，不言而教，不行而化，巍巍荡荡乎，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祂[1]。
中国人“来自孔子“过犹不及”的儒家思想，尤其是“仁”、“礼”之道，成为了中国人处事的基本参考。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国人骨子里就有中庸的“种子”。
曾几何时，被新文化运动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孔夫子又重新成了香饽饽，读经崇儒比网红还火爆。
短视频平台上、名校总裁班内、书店里“经学大师”一抓一大把，甭管读没读过、懂没懂，你要不跟人拽两句之乎者也，都不要意思说自己你认识字读过书。
大街小巷又开始挂满了“二十四孝”的宣传画，那个曾经让鲁迅先生对自己的奶奶长期怀有恐惧之心的“郭巨埋儿”的故事如今又被儒道学家们翻出来，用来离间小朋友和爷爷奶奶的关系，美其名曰“弘扬孝道”。
就连在五四运动的冲击下冷落了大半个世纪的曲阜孔庙，这几年来又重新热闹起来，每年举行的祭孔大典让人仿佛有恍若隔世之感。
萧瑟秋风今又是，只不过是换了人间。
在封建王朝的极权设计中，顶端的个体用干预一切的方式干预其他台阶的个体，且权力不受任何约束。而处于底层的个体被一个莫名而独大的体制束缚，不能动弹。
民国之前，孔子的思想已经被删节成为一套完整的愚民体系。“个体”在孔子的言说中是不存在的，因为纲常伦理是绝对的。
孔庙这个地方，经历了两千年的风雨沧桑，迎接过唐宗宋祖，送走过蒙古人满洲人，就连在中国杀人如麻的日本人，都不忘到孔老夫子面前磕个头烧个香。
曾经在中国革命中失魂落魄的丧家犬孔老二，如今又重新恢复了大成至圣先师的地位和风采。
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以“打倒孔家店”[2]为起点，以孔老夫子的重新逆袭为终结，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
很多人只是把孔子的思想理解成父慈子孝、尊敬师长这些文明美德，这就太年轻，太天真了。
这样的理解只是把孔子看成了一个唠唠叨叨调解家庭矛盾的居委会大妈，这就太贬低孔子了。
父慈子孝这些家庭美德，不用读孔老夫子那些老掉牙的经书，就是没读过几本书的居委会大妈都会跟你娓娓道来。
这样的大妈怎么能够配得上大成至圣先师的谥号、被历代的统治者崇奉千年而不倒?
鲁迅是可怜人，胡适也是。他们都是儒家哲学概念中所称的小人、中智之人。他们尽力的在自己狭小的认识世界里伸张手脚，批判现实中和历史里的读经人。
主张读经的人，大抵都是聪明人。这些聪明人肯定不至于如此之蠢，把出演八点档家庭伦理剧作为他们人生的主要事业，培养出忠君爱国的孝子烈女才是他们的终极理想。
可是这些聪明人中能有多少人变成经书里宣扬的孝子忠臣，是很值得怀疑的。
鲁迅的《十四年的“读经”》似乎翻了很多专夸本地人物的地方志，最后发现男的孝子和忠臣是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不禁哀叹：“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哪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1916年前后，《新青年》杂志针对袁世凯祭孔、康有为陈请定孔教为国教，鲁迅在“五四”及其后一段时间，是反叛孔学道统的)
忠恕之道，不是鲁迅这样的桀骜青年可以理解的，然而鲁迅乘着时代，将这种桀骜进行到底了[3]。
可是，“这些鲁迅”恰好被编辑教材的人遮蔽。我们所知的“鲁迅”已经背叛了原本的鲁迅。
而孔夫子万世师表，垂天之极。他只会摸摸鲁迅的头说，天厌之，天厌之。
孔夫子有完整的思想体系，有其为了节约管理成本而为极权服务的部分，但那也一定是在限制人性恶的基础上。而这些限制人性恶的做法和思想理念，到了唐以后，便渐渐被执政者剔除。 明亡之后，孔夫子的好徒弟钱谦益[4]和失足妇女柳如是[5]一起相约跳湖殉明，本来是一件顶浪漫的事情，才子、佳人、忠臣、烈妇，几样名垂青史的元素都凑齐全了，在史书上肯定能大写一笔。 可惜的是，泡惯了秦淮河的热水澡的钱先生发现这儿的水太凉了，就让柳姑娘一个人孤零零跳了下去。
孔老夫子的经书读了这么多，节操竟然还不如一个歌妓，这些读书人不知道拼的是什么?
到了清朝，兴文字狱，遮蔽常识，更是禁止读书人传播与利益集团不合的任何想法。 日本侵华之后，原北洋军阀政府里边卖身投靠侵华日军的，大抵是一些饱读经书，尊孔崇儒的满清遗老，反倒是没读过几本经书的草莽汉吴佩孚有几分民族气节。 “国学泰斗”季羡林(中国的国学还是印度的国学?[6])和钱文忠一对师徒为了高扬孔孟之道，在央视的舞台上行三叩九拜大礼，结果季老尸骨未寒，钱大教授就和季老的女秘书陷入了家庭遗产纠纷，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因为一只乌龟大打出手，可谓斯文扫地。 这些满嘴仁义道德的人，肚子里有多少男盗女娼，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于是也有大胆者起而纠正这故意或非故意的历史吊诡，并且指出鲁迅与孔夫子是不相反对的。“鲁迅和孔子都是中国一代一代的，不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即使找不到还得继续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7]。” 鲁迅极不提倡读经，甚至，曾经有一次接受采访，他偏激地提出，将汉字消灭就好了。 受过旧文化洗礼的鲁迅太明白尊孔读经的用意了：“他们要人们读经，成为孝子顺民，成为烈女节妇，而自己则可以得意恣志，高高骑在人民头上。” 读经的重点不在于培养家庭美德，而在于附着于家庭伦理之上的这样一整套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
所以鲁迅先生看得很明白，这些主张读经的人“多是别有用心的”。
“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读经，不是因为缺少孝子和慈父，而是刁民太多了。 讨薪的，仇富的，仇官的，被强拆的，被迫进工厂996的，被强加冠名小镇做题家的，讨不起老婆的，买不起房子的，看不起病的，还有读马列的。 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曾向中共中央和教育部建议在高校取消马克思主义的课程。 因为“如果学的太多，他们失业了，拿着资本论去农民工的工棚，宣传受剥削压迫理论，将是极大的社会动乱的不稳定因素”。
更有学者强烈建议把如今高校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课全换成四书五经课，只有读经才能把这些不安分的刁民们全都驯化成听话的忠臣孝子烈女节妇，从而从根源上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共筑幸福和谐的中国梦。 鲁迅与孔子，这两个名似乎早已被历史证明是势不两立的。儒者，柔也;而越文化与鲁迅，则属于刚[8]。
在鲁迅的时代，他认为儒家、孔子用条条框框禁锢了人民的思想是合理的。
在孔子的时代，他为了民生安定、思想传承，从统治者角度做影响也是合理的。
鲁迅、孔夫子之间的恩怨，不仅在于其时代性和个人气质，而且在于其承袭的文化地域性。鲁迅红火，则孔子遭殃，孔子红火，则鲁迅遭殃，这已经是自鲁迅没后中国社会的一个铁的定律。 通俗的讲，二十世纪那个叫做革命的不安分的坏小子终于死了。 二十一世纪需要的是秩序，是安分，是顺从，是驯服，是良民，是大大的良民。
[1]《列子·仲尼篇》战国前期列子的兵书。
[2]“打倒孔家店”,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批评孔学(儒学)的口号代名词。
[3]知乎博主韩霄《鲁迅对孔子的态度》
[4]钱谦益(1582年—1664年)学者称虞山先生。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其评价富于争议，尤其是降清、仕清之举成为其道德症结。
[5]柳如是(1618年～1664年)本名杨爱，字如是，秦淮八艳之首。
[6]葛剑雄《争议 | 季羡林先生是“国学”大师?》指出季羡林“主要学术成果是印度古代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
[7]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钱理群《如何对待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 [8]《中国文化的精神——杨义自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