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领导力，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达到了成熟的地步。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说，曾国藩的成长，经历了“一生三变”：
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
程朱，即程颐、程灏兄弟与朱熹，是理学的大师;申韩，即申不害与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黄老，即黄帝与老子，是道家的别称。
欧阳兆熊的这段话，很好地点出了曾国藩的领导力从“儒”到“法”再到“道”——实际上是从理想到现实再到成熟的螺旋式成长轨迹。
曾国藩是北京为官的时候，信奉的是理学，以理学为自己的修养之道。我们今天看来，理学对他人生的方向与事业的追求起到了基础性的影响。为什么学理学?学佛是为了成佛，修道是为了成仙，用二程的话说，学理学就是要“学做圣贤”。
所以曾国藩一生就是以“做圣贤”为自己的个人目标与追求。这就像一个人发了个大愿一样，一定要做圣贤。学做圣贤是他基本的人生驱动力。没有做圣贤的追求，就不会有后来的曾国藩。
理学对他还有一个影响，就是“卫道”，保卫孔子的道统，保卫孔子的价值体系。真正的儒生都会有强烈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传承孔子以来的道统的意识，即所谓的“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恰恰太平天国信仰的是天主教，并以天主教来打击孔子的文化地位，所到之处都是烧孔庙、烧诗书。
孔子在中国读书人的心中是“万世师表”，太平天国的这种做法无疑激起了当时知识分子强烈的仇恨。他们认为太平天国要毁掉几千年中国的人伦传统，孔孟在九泉之下痛哭，所以一定把要太平天国镇压下去。
曾国藩聪明的地方在哪里?他出来镇压起义，打的旗号不是简单的忠君，而是“卫道”这样一来就把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争，从军事和政治的层面，提升到了文化和价值的层面，变成了一种价值观的对决，而价值观是无可置疑的。
这就吸引了一大批仇恨太平天国的读书人纷纷加入他的队伍。这些人是有一种狂热性，有一种使命感。这也就使得湘军变成了蒋百里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有思想、有旗号、有灵魂、有愿景。所以我们今天看，湘军是一支理念型的团队，这也是曾国藩能够成就事业的重要因素。这显然是儒家思想所起的作用。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一直扮演着主体的角色，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价值的追求，有很多很正面的东西。但是，儒家也有它的局限性。
儒家最大的局限是什么?你读《论语》也好，读《孟子》也好，读程朱也好，你会发现这些圣贤，反过来覆过去，就是在讲一个问题：伦理道德。道德的原则从来是完美的，但是现实的世界从来都是不完美的。
所以理想主义色彩过浓的儒生，往往是持论太高，却不接地气，“迂远而阔于事情”，无法把事情做成。
曾国藩在北京做京官的时候，讲讲仁义道德就可以做到高官，但是出来带兵，就必须要跟社会上最现实、最基层的人打交道，他必须回到现实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
申韩就是法家。法家和儒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法家对儒家的理念其实是一种颠覆。
我们读诸子百家，包括各家的管理著作，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各家的观念往往是矛盾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人性的理解不同。对人性的理解不同，就必然就会采取不同的管理手段，从而形成不同的管理偏好和管理理念。
儒家最大的特点，是相信人性的本质是善的，相信人有向善的可能。它强调的是人性的理想的一面。法家相信的则是人性本恶，相信人有求利的本性。它强调的是人性现实的一面。
韩非子曾经挑战过儒家，说：“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做车的工匠做了车，就希望富贵的人越多越好;做棺材的做了棺材，就希望人死得越早越好。
这并不是做车的道德多么高尚，做棺材的道德多么败坏，而是利益决定了他们的不同行为。这个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离开了“利益”两个字，你就无法真正理解人性，就无法对人进行基本的激励。
所以儒家强调的是“义”，法家强调的是“利”。法家与儒家还有一个不同，儒家强调的是“德”，法家强调的是“力”。
儒家对道德的力量充满了自信。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往哪边去，草就会往哪边倒。道德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儒家相信道德就是力量。
法家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法家相信的是权势，相信的是实力。如果说儒家相信“德生力”，道德就是力量，法家正好相反，相信的是“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人的行为也只有通过强制的力量才能改变，所谓的“力强则人朝，力强则朝于人”。在法家眼中，除了实力之外，是没有真正可以靠得住的东西的。
法家与儒家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儒家强调的是“和”，法家强调的是“争”。
儒家相信人是向善的，因而对人的良性互动抱有乐观的期望，希望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而法家认为这个社会的本质就是争夺，就是弱肉强食。
争什么?争利益。靠什么争?靠实力。
儒家讲的是道义，法家讲的是利益;儒家讲的是道德，法家讲的是实力;儒家讲的是和谐，法家讲的是争夺。
与儒家相比，法家的特点是非常冷酷，但非常现实。法家把儒家那些温情脉脉的东西全部给你撕开，让你看到人性和社会的另一个层面。
在中国社会中，纯粹的书生是成不了事情的，书生最大的问题是有情怀，但是不接地气。纯粹的土匪也是成不了事情的，土匪的问题是接地气，但没有情怀。真正能成事的，是接地气的书生。
可以说，法家使得曾国藩从一名书生，变成了一个现实世界的管理者。法家使得曾国藩对人和社会的现实的一面有了清醒的认识。
他依然有着儒家的理想，但他的理想不再是理想化，不再是理想主义，而是变成了现实中可以实现的理想。这是曾国藩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
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局限。法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过于强势，过于冷酷，过于霸道，过于刻薄，过于自是。什么都要争，什么都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争，一定会不断地陷入人际关系上的冲突，陷入敌意与对抗，而人际关系一塌糊涂的人最终一定是要失败的。
曾国藩为什么在湖南和江西带兵时，所到之处，与官场冲突不断，以至于到了“通国不能相容”的地步?法家的刚强、霸道、蛮横、自以为是，起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他最终被皇帝罢免了兵权，被迫回家守制，跌到了他人生的低谷。
人生的挫败一度使曾国藩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他不明白为什么明明自己尽心尽力，一心一意想做事，官场中所有的人却都在排挤他，甚至连皇帝都抛弃了他。他陷到极度的委屈之中不可自拔。
正在他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的朋友欧阳兆熊跟他说了一段话：“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一下子把他点醒了。
岐黄，就是中医。黄老，就是道家。欧阳兆熊的意思是：你身体不好，我可以帮你开些药帮你开些帮你调理。但你的问题不在于你的身体，而在于你的心态。为什么这几年你做事这么不顺?你太霸道，太蛮横，太强势，太盛气凌人，太自以为是。你要知道，你想做成事，一定要先会做人。做不好人，一定做不成事。
这段话就像当头棒喝一样，使他突然意识到，也许问题并不在别人，而在自己。他由此对自己此前的作为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反思，最后他终于意识到，所有问题的根源，就是出在自己身上。
在后来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谈到自己的这段心路历程时，他说：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如果一个人，“自负本领甚大”“又每见人家不是”，他的为人处事是什么样的?霸道的、强势的、尖刻的、排斥的、自我中心的、盛气凌人的。
如果一个人，“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他的为人处事是什么样的?柔软的、谦和的、低调的、合作的、温暖的、包容的。
使得曾国藩变得“迥不相同”的，就是欧阳兆熊所说的“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黄老也就是道家。
道家与法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如果是法家对儒家来说是一种颠覆，那么道家对法家来说就是一种纠正，把法家那些偏激的地方给拉了回来。
道家与法家的一个不同，是法家强调的是“刚”，道家强调的是“柔”。用老子的话说，是“柔弱胜刚强”，是“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是“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是“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道家与法家的另一个不同，是法家强调的是“争”，道家强调的是“让”，是以舍为得，以退为进。是不争之争，才是大争。用老子的话来说，是“为而不争”，是“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是“知其雄，守其雌”。
法家之弊是霸道逞强，是刚愎自用，是自以为是。道家的“柔弱”“不争”，恰恰是要打破人的自矜、自伐、自是、自彰，从过分的自我中心之中走出来。
人天然地都以自我为中心的，往往会把自己看得高，把别人看得低;把自己看得重，把别人看得轻。这是人性的本质。领导者是组织的核心，然而领导行为的本质是处理“人”与“我”的关系。
过于自我的人是无法使别人心甘情愿地追随与合作的。领导行为的失败，往往是由于过于自我导致的。领导力的突破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勘破自我的过程，就是一个打通“人”“我”、融汇“人”“我”的过程，就是走出小我、成就大我的过程。
当一个走出自我的藩篱，心态、认知和待人处事的风格都会发生根本的转变。它会使得人能更清楚地看清自己、也更清醒地理解别人，学会倾听，学会欣赏，学会包容，从而让更多、更优秀的人都愿意为自己所用，领导力也因此会达到真正成熟的境界。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曾国藩提出了一系列为人的基本原则，如：“自家的优点，要掩藏几分，这是涵育以养深; 别人的缺点，要掩藏几分，这是浑厚以养大”; “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 “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 “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 “功不独居、过不推诿”; “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凡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 “舍己从人，大贤之量”;
“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等等。
道家所展现的是一种包容，是一种豁达，是一种从容，是一种恬淡，是一种灵活，是一种弹性，是一种圆融，是一种更高的领导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