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2月，王国维自日本京都回国，至上海哈同花园任职，与邹安分别担任《学术丛编》和《艺术丛编》两种刊物的编辑主任，《学术丛编》前附条例中，写明刊物宗旨在于“研究古代经籍奥义，及礼制本末、文字源流，以期明上古之文化，解经典之奥义，发扬古学，沾溉艺林”，《艺术丛编》则谓专以“发明国粹，动人观念，使人知保存古物，多识古字，多明古礼制古工艺为宗旨”。“学术”以期“沾溉艺林”，“艺术”乃望“发明国粹”，足见二刊“相辅”之义。罗振玉应邀为《艺术丛编》撰写序言，称艺术并非为娱人耳目，其重要性在于和“三古以来之制度、文物”的密切关系，同时又可作为“学者游艺之助”，“以考见古人伎巧之美、制作之精”，他对金石古物之美的敏感和珍视，与王国维一贯相契。
作为首位在学术研究中大量用及“美术”概念的中国学者，和那些埋首经史无暇旁顾的同人及前辈相比，王国维具备更多欣赏、理解、论析和阐述美的能力，对金石尤是如此。他讨论宋代金石学的成就，特别注目和倾心于宋人“对古金石之兴味”，认为宋人能够欣赏金石之美，并且优游其间，至为难得，而这又当得益于宋人相当全面和丰厚的艺术素养，此绝非后代学者所能望及项背：
金石之学创自宋代，不及百年已达完成之域，原其进步所以如是速者，缘宋自仁宗以后，海内无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学问。其时哲学、科学、史学、美术，各有相当之进步，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亦如其对书画之兴味，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
清代前中期的金石学者，大多只关心带有文字的器物和刻石，因为这些属于能够佐治经史的材料，在乾隆朝以前，很少有像黄易那样大量搜求画像石刻者，这个身兼官员、学者和书画家多重身份的金石痴迷者，还以搜访碑石作为主题，创作了大量与日志、游记相配合的“访碑图”，因使金石搜集和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艺术性。清季西学东传，因同时受到现代学科观念的影响，学者逐渐发现金石物质之美感，亦转能品赏无字辞刻画的金石器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国维对宋人的金石学和金石文化力加肯定和赞誉，强调金石的研究和赏鉴如其两翼，不可偏废，如他在和马衡研讨古代尺度的问题时，面对“绘画、雕刻、颜色均精绝”的唐尺，亦不免为之沉醉，乃托人“先摹长短，再影其花纹”，以便摹造。至于研究意欲“求新”，赏鉴则执着于“思古”，这种探求“真”和“美”的兴味，也被王国维所切实感受到，他称“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也”。在生性忧郁的王国维眼中，生活的本质即是“欲”，“欲”得不到满足是为常态，这是苦痛，而“欲”又天然是“无厌”的，一“欲”得偿，更有千万“欲”待偿，所以终极的慰藉始终难以得到;即使所有欲望全部都得到满足，又会生起厌倦之情，“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唯有“快乐”能除去此二者。王国维寻求“快乐”之法，就是在沉浸于研究赏鉴的“真”境和“美”境之中，“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以获此无上之享受。
金石之于王国维，不唯是冰冷的材料和严肃的知识，更是一种值得欣赏、体味和品鉴的美术品，实物自不待言，即摹本和拓本，也具备相当的审美价值，王国维同时还乐意赋予它们以新的美感形式和美学意义，他常应请在扇面上临写殷周器物铭文和汉碑文字，而与友朋通信所用之信笺，亦有不少金石主题的特制品类，如他致信沈曾植使用过西夏文铜官印笺，致信罗振玉使用过阳陵虎符笺，致信马衡使用过雪堂摹圆足币文笺和山左齐字砖文笺等，他甚至参与金石拓本题跋和装裱的设计，他曾告知徐乃昌：“此拓(秦公敦拓本)付装时，文字必作三层分列，全形拓本之上方已不能容。若分装两幅，以文字为一幅，器形为一幅，则器之上方正可题字，然此装法却不甚合宜。最好付装后再题，则器形之下，尽有题字之余地也”。可见，对于一件金石拓本如何以经过装潢后的美术品形式呈现，王国维有着明确的预设方案，他的题跋也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学术观点，更兼顾其与拓本之间在视觉方面的良性互动。
其实早在20世纪之初，王国维有关“美”的讨论就已涉及金石。他认为，有一类“古雅”之物，既非纯粹的美术品，又不能完全归于利用品，且其制作之人并非天才或精英，但在他人看来“若与天才所制作之美术无异”，金石书画古籍等等，无疑就属于这类“古雅”之物：
三代之钟鼎，秦汉之摹印，汉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书籍等，其美之大部实存于第二形式。吾人爱石刻不如爱真迹，又其于石刻中爱翻刻不如爱原刻，亦以此也。凡吾人所加于雕刻书画之品评，曰神、曰韵、曰气、曰味，皆就第二形式言之者多，而就第一形式言之者少。文学亦然，古雅之价值大抵存于第二形式。……由是观之，则古雅之原质，为优美及宏壮中不可缺之原质，且得离优美宏壮而有独立之价值，则固一不可诬之事实也。
王国维认为，对自然之“优美”和“宏壮”的判断是先天的，对人工之“古雅”的判断则需要后天培养，因此，“古雅”的艺术高度不及作为第一形式的“优美”和“宏壮”，但仍有其“独立之价值”。王国维在此已经注意到“美”纯粹为一种形式，“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而金石书画等在纯形式之外尚以物质(以及具有历史意涵的文字)为附着或呈现，故若将之纳入到现代意义上的“美术”范畴之中，势必要剥离它们之赖以存在的条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王国维并没有给出答案，他在这篇文章里甚至无意识地显现出传统中国艺文与西方美术概念的方枘圆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