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先生去世，至今整整20年。
晚年时，他自己说，我的人生只有36岁。因为在1936年，对蒋介石发动兵谏逼蒋抗日之后，他就被软禁，人生前途，只剩下时间还在前进。
1990年重获自由，已经垂垂老矣。
活了100岁，三分之二虚度。在这位爱国者去世20年后的今天，一起看看他的青春时代曾为这个民族做过什么。
蒋介石的侥幸心
共产党人与蒋介石之仇，可谓不共戴天，从“四•一二”政变到围剿苏区、追剿长征的红军以及在国统区内对共产党人的捕杀，血债已经难以用数字衡量。
各地军阀和国民党中央军对红军连年用兵，但共产党人的仇恨，主要都集中于蒋介石一人身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一切都是被蒋介石的私人动机所驱使。
尤其是日本入侵日迫，国民党将领对“剿共”越来越反感，但都迫于蒋介石的意志，不得不遵照执行。
但在民族利益面前，共产党人也逐渐放下仇恨，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抗战前夜中共的战略决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了新的议题。
1935年，日本逼迫宋哲元宣布“华北自治”的通牒到期前一天，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上说了一句话：“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话外有话，在亡国可能性的压迫下，蒋介石已经开始松动，考虑“最后关头”的抗日问题了。
他对共产党也慢慢有了接触的意愿，在宋庆龄帮助下，国民党和共产党接通了中断8年多的联系。
在7月份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但在此次会议之前的6月1日，日本又在侵占察哈尔北部6县后成立了一个新的傀儡政权“内蒙军政府”，并且组织伪军，侵入绥远，建立军事基地。
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率部英勇抗击。
日本一步一步的蚕食，推动着蒋介石的态度变化，他正在为最后的牺牲建立底线。
红军始终是他的心结。尽管明知抗日难以避免，并且已经着手做了一些准备，但“攘外必先安内”仍然没有松口。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师“剿匪”，一个历史契机出现了。
兵 谏
张学良的东北军，成员都是东北子弟，一枪未放，致家乡沦陷，军队内部情绪黯然。他们“打回家乡去”的心愿未得满足，却被派到鄂豫皖和西北“剿共”。
跟红军打起来，损失惨重，蒋介石还是寻机削弱非嫡系部队的老一套，东北军有3个师在“剿共”中损失惨重，蒋介石顺手就撤销了这3个师的番号。
说起来很有趣，这3个师，是115师、120师、129师，抗日战争期间，红军三大主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用的就是张学良东北军这三个屡战屡败的师的番号。
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后，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而第八路军，是原来粤军李济深的部队番号，李济深被软禁，番号也撤销。把这些“不吉利”的番号给共产党用，这是何应钦的主意，简直是一种“厌胜之法”。
但这一招对信奉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似乎不管用，从三个师起步，八路军越打越多。
回到张学良身上来。他知道，再这样打下去，自己的部队就越来越少，那还怎么抗日，怎么收复东北呢?他和东北军将士在心理上是一致的：打回老家去。
“我和蒋先生两个冲突，没旁的冲突……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
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日子，西安万名学生游行，前往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支援绥远抗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命令部队在灞桥上架设机枪，准备射杀学生。
张学良回忆说：“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他说用机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打学生?”“我要是发火了，我谁也不怕……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张学良拦住了学生：“我一个星期内给你们答复。”
3天后，12月12日凌晨，就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好言相劝不成，决定“硬干”，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
杨虎城是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陆军二级上将、陕西省政府主席。
他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追随者，1927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之时，他就曾要求加入中共，但当时党内“左倾”，拒绝了他的请求——历史不能假设，才有许多遗憾。
在西北期间，杨虎城一直和红军保持着联络，甚至经常赠送枪支弹药。
张杨二人发动西安事变，事前并未知会共产党，但他们当天上午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共产党人也被这突然的事态深深震惊，商议之后，决定派周恩来前往西安。
朱德、毛泽东、博古、张国焘一开始都主张杀掉蒋介石，而张闻天、周恩来则认为应当争取他抗日。
毛泽东常怀浪漫主义热血，而周恩来则时刻保持现实主义理性，这正是这对黄金搭档能够一起推动中国革命致远又行稳的原因。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毛泽东
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所写：“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不会星火燎原。没有周恩来，中国革命将如火如荼烧下去，直至化为灰烬。”
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弟弟毛泽覃、妹妹毛泽建，此前都已被国民党军队杀害。
人之常情，共产党人和红军对蒋介石实在恨之入骨，“蒋介石”在毛泽东的湖南口音中读作“蒋该死”，红军便一直称呼他为“蒋该死”。
毛泽东可以说是代表着共产党人跳动的心脏。但周恩来这颗冷静的头脑，最终还是让毛泽东回到了一个战略家的位置上来，认同了保蒋并逼其领导抗日对民族最有利。
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急赴西安。
愿意领罪，但我没错
张学良此前已经两次见过周恩来，知道他的能力与风采，在这重大关头，对他的到来十分渴盼，派专机去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迎接。
但中共从未有过飞机，所以没有机场，紧急平整出来的土地无法降落，专机悻悻而回。
毛泽东作出惊人决策：立即占领肤施。肤施是陕西第二大城市，有机场。
就这样，为了让周恩来飞，攻取肤施，这就是后来的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几乎可说是西安事变的一个附带的礼物。
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彻夜长谈的地址
17日，周恩来见到张学良，向他分析了事态的两种未来可能性。
一是杀了蒋介石，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还会便利于日本帝国主义。
二是力争说服蒋介石，如果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放他回去，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第一点马上就得到了事实印证。国民党内部本就派系林立，各怀鬼胎，杀蒋，正中一些人的下怀。亲日派何应钦亲任讨逆总司令，下令前方各军马上发动进攻，谁都知道，这样就会促使东北军和西北军下定杀蒋决心;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急电“出洋考察”的汪精卫回国，准备取蒋介石而代之。
张学良本无杀蒋之心，兵谏目的在于逼蒋抗日，见到周恩来，被他的气度深深折服。
“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来。”
“周恩来说，如果你能够做保证，那我们共产党呀可以放弃掉这些个事情(过去的血债)，我们很希望这样，你能领导，我们更愿意。”
其后，周恩来在张学良引领下去见蒋介石，要求他保证：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
在周恩来的斡旋下，蒋介石也对事态有了清楚的认识。他口头答应不再“剿共”，“再也不打内战”，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之后被护送离开了西安。
临行，蒋介石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张学良正是出于“认错”的动机——“违反纪律”、劫持领袖——未理会周恩来“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的意见，陪同蒋介石前往南京，抵达后不久即被扣押，以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在历史舞台上出现。
所以他晚年时说，自己的人生只有36岁。
张学良自称出于公心，这从他在军事法庭上置生死于度外的表现以及毫不掩饰的爱国之情上，是可以得到印证的。
违反纪律，愿意领罪，但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主张没有错。
